一位乡村母亲，一位77岁的乡村母亲，六王村数千名乡村母亲心中的守护者。她年轻时当接生员，中年时当计划生育专干，老年时当妇幼保健员，这一系列看似矛盾的角色，她却样样干得有声有色，而且无论她担任什么角色，她在广大村民心目中都有着极高的威信。“生孩子要找黄惠珍！”这是容县六王镇六王村三代人的共识。

 

当我们去采访六王村妇幼保健员黄惠珍时，她早早站在屋前简易的小竹桥前等待我们。只见她腰板挺直，白发不多，眼神明亮自信，说话掷地有声，握手像工人一般有力，显示出特有的坚毅、执著。如果不是六王卫生院的朱小萍医生已经向我们简单介绍了她的情况，我们怎么也不会相信她已77岁高龄，而且刚刚从一场严重的腰伤中恢复过来！

 

我们跟着黄惠珍矫健的步伐去回访产妇，在乡村的小路上边走边聊。随着春天的花香，我们慢慢走进了黄惠珍老人的人生“三部曲”……

 

一家三代都是她接生的

 

从事接生职业的妇女叫接生婆，古称“稳婆”，其“稳”一字，就是指安稳、稳当、安全，能保母子平安。接生婆是一个人来到人间时的“保护神”，世代相传，传媳不传女。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旧社会在农村生孩子的条件极为简陋，由村里的中老年妇女来接生。顺产的，接生婆就用篾片或旧剪刀、破碗片割断脐带，也不消毒，引起的产褥感染和新生儿破伤风率极高。如遇难产，接生婆有经验还好，化险为夷，否则，产妇婴儿只能保一个，甚至母子不保，全家人的希望，瞬间即变成泡影，喜事变丧事不乏其例。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高度重视妇女的生育健康，特别是重视发展农村的妇女保健事业，打破了接生职业世代相传的习俗，在全国农村开展妇幼保健医护人员和接生员的培训，推广新法接生，降低母婴死亡率。从“接生婆”到“接生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折射出新的政策将从此改变农村妇女生育的命运。

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当时的六王大队，先后选送本村两位有点文化的小媳妇去学习当接生员，谁知在当地掀起了轩然大波：“几百年来从没有年轻媳妇当接生婆的，谁敢让她们接生！”年轻的接生员和老年的接生婆，新法接生和旧法接生，还没有等到一个“PK”机会就失去了支持者。这是需要支持者直接用生命和安全参与的“PK”。巨大的舆论压力，由愚昧与旧习俗带来的无情冷落，让这两位小媳妇在培训结束后，失去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先后放弃。

第三次选将。一个更年轻的小媳妇，黄惠珍，跳进了大队负责人的眼里。

她是一个苦命的人儿，自小就因家贫被亲生父母送人抚养。幸运的是，养父母疼她。小惠珍的养父是位豪爽的公路段段长，整天带着小惠珍风里来雨里去到全国各地修公路，小惠珍的性格，在奔波和风雨中，也像养父那样坚强豪爽。1950年年底，19岁的黄惠珍嫁到了六王村，还没圆房，丈夫就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去了。

1956年的阳春三月，大队来动员黄惠珍了。黄惠珍像养父一样，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新社会，虽然她自己没有生过孩子，还是很勇敢地答应了。培训结束后，黄惠珍挎上了简易的接生箱，六王村有了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接生员。

黄惠珍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接生的过程，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PK”经历。

当时，她当卫生院医生的助手。产妇家在偏远的穷山村。胎儿为额先露，医生用产钳拉不动，害怕了，说要去借钱送产妇上医院，结果从早上8点一直等到下午4点都不见踪影。产妇痛得撕心裂肺地哭叫，产妇的丈夫急了，自己用手去扒拉胎儿，扒到胎儿的嘴，以为是产妇宫口未开，于是用力掰，指甲掐伤了胎儿的嘴唇。黄惠珍看到此情景，再也顾不上害怕，叫产妇的老公马上煮几个鸡蛋给产妇吃。待产妇吃完有点力气后，听从她的命令配合产钳出力。果断的指挥，科学的操作，终于让产妇顺利生出了孩子。

这时，黄惠珍才发现自己早已出了一身冷汗！

万事开头难。第一次接生就让难产的母子平安渡过难关，黄惠珍和“新法接生”的名声一下子传了出去，请她去接生的村民渐渐多了起来。

成功和挑战，往往是孪生的。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当时年轻的黄惠珍心中，还没有直接的体验。

产妇多在夜晚分娩，通常是产妇丈夫去请接生员，时间一长，出现了风言风语：“一个小媳妇，老公不在家，半夜三更跟个男人去人家屋里接生，谁知道会不会做出什么事来！”黄惠珍的亲戚听到了，多次劝告她不要再做接生员了。黄惠珍不同意：“我行得正坐得正，正当做事，没人敢轻薄我，我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亲戚警告她：“你要是做出见不得人的事，马上拿猪笼浸你！”

这是当地对不贞妇女最严厉的惩罚。在新与旧的“PK”中，有时，需要压上自己的生命。

那些日子，虽然过去多年，黄惠珍还记得，夜阑人静时，睡在床上，常常泪湿枕巾，也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但只要一听到产妇家属喊她，又会马上忘了委屈和艰难，背上接生箱，点燃一支松枝火把就出发。

风风雨雨，这一走，就是50多年。从她手中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有6千多人，有的村民一家三代都是她接生的！黄惠珍最欣慰的是，没有发生过一次医疗事故，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也显著减少。

6千多例平安，科学与文明，执著与赤诚，胜利的天平，向她倾斜了。

 

“她也是月婆！”

 

医院里，曾有过这么几句顺口溜：“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这是现代化医院里流传的，而在医疗条件很差的乡村，要想做一个好接生员，要备尝更多的艰辛。

个人的委屈、苦累，对黄惠珍来说，已经不觉什么了。许多贫困的产妇家庭根本拿不出任何报酬，她从不计较。只要是她事先知道要去一个家境贫困的人家，还会带上几个鸡蛋送给产妇吃。

但有一些事，让她一直痛在心头，痛到今天。

“坐月婆”不能出屋见风，这是常识也是风俗。黄惠珍生下第一个女儿的第三天晚上，又有人来喊她去接生。她在屋里大声说：“我去不了，我也刚生了孩子，在坐月呢！”屋外的男人急了：“一定要你去才行啊！”让他另外找人接生，产妇的老公急得哭了起来，反反复复说同一句话：“一定要你去才行啊！”黄惠珍咬咬牙，放女儿在床上，背上接生箱迈出了家门。产妇的老公高兴地交代家人：“多煮碗鸡蛋汤，她也是月婆！”

等黄惠珍为产妇顺利接生后回到家，才发现女儿跌到了床下，眉头上方跌伤了。地上湿了一大片，全是女儿的血和眼泪鼻涕！她抱起女儿，自己的眼泪和女儿的血融到了一起。

第二个女儿出生的第二天，又有人来喊她去接生，她同样是毅然放下自己的孩子，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去帮人接生。

黄惠珍前后共生了五个孩子，但孩子们很少得到她的照顾，她实在是太忙了，十里八乡的孕妇都来找她。她不止一次地背着年幼的孩子去接生，也不止一次地在出门时反复叮嘱大孩子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为此她常常觉得愧对自己的孩子。复员回来的丈夫天天要下地挣工分，整天劝她不要再当接生员了，不要再吃这份苦了。可是黄惠珍的心始终放不下：“农村妇女要生个孩子太难了，不像城里医院医生多。她们不愿意再找老婆子接生，非要找到我这个正规的接生员接生才安心，我不去，她们怎么办？我怎么对得起她们的信任呢？”

为了这份信任，在丈夫不幸去世的当天晚上，黄惠珍一面哭，一面赶去为一位产妇接生；为了这份信任，即使到了乡村妇女在医院生孩子成为常规的今天，黄惠珍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

2007年11月15日凌晨5时多，正在熟睡的黄惠珍听到了一阵急促的电话声，马上清醒过来：一定是孕妇钟梅要生了！

果然，她一拿起电话就听到钟梅丈夫的声音：“我老婆要生了！”黄惠珍二话不说，顶着寒风骑单车赶到了钟梅家中。检查孕妇以后，她一面打电话通知六王镇卫生院做好接生准备，一面叫钟梅的丈夫用摩托车赶快送孕妇去卫生院。时间就是生命，而且是两条生命。她自己也骑上破单车抄近路赶去卫生院，途中要经过一条狭窄简陋的竹桥。凌晨的乡村，漆黑一片，手电筒微弱的光已经无济于事了。推着单车走下陡峭的河坡准备上竹桥时，黄惠珍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但她没喊一声，站起来继续小心过桥。卫生院，产房，呱呱哭声，母婴区，她一直守到钟梅母子平安出来。产科医生突然发现黄惠珍的脸色不对：“你的脸怎么那么苍白？”一阵钻心的疼，在腰椎。勉强坚持睡到X光拍片床上——腰椎压缩性骨折！

76岁，腰椎，骨折，令人心悸的三个关键词。可黄惠珍还和医生开着玩笑：难道我的骨头是豆腐？接踵而来的痛苦——连续5天不能自己起床拉屎拉尿，20多天无法下床行走。可出院后不够10天，她居然扎着护腰带，自己慢慢从家里走到医院去复查了。

当许多人知道黄惠珍摔伤了，纷纷埋怨她不告诉他们时，黄惠珍总是哈哈一笑：“没事，我很坚强的！”

这就是我们的乡村母亲，这就是用自己的苦痛对生命做了最好诠释的乡村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