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 义务卫生员

德吉群宗在人民公社时代曾担任村里的卫生员。她家住的地方叫嘎拉村，属于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雪卡乡。我们找到德吉家的时候，天正在下雨。正因为雨越下越大，德吉和丈夫、女儿（18岁）都在家。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她那出外采蘑菇的大儿子（23岁）也回来了。这下子，除了在县里上初中的小儿子（16岁），家里的其他成员都到齐了。虽说正值八月盛夏，风雨裹挟的寒气却让大家感到围着火炉聊天着实温馨无比。

德吉年近50岁，在当卫生员之前上过5年小学。1975年，她参加了县医院的培训之后就在村里做赤脚医生（卫生员）。1978-83年期间，村里每人交7元钱办起了合作医疗。这6年里，她每月从财政领取35元的卫生员津贴。大约从1984年起，这笔津贴就再也没有了。可是，村里人还时常找她看病，前些年小孩接种疫苗也是由她来做。这几年虽然都是乡卫生院负责打预防针，但是村里的儿童计划免疫还是要她来组织。此外，村里有些妇女不去医院生小孩，产妇家就备好材料找她去接生。去年她在村里接生2个小孩，今年接生1个。

嘎拉村距乡卫生院不远，到县医院或者地区医院也不算很困难。川藏公路横穿工布江达县，嘎拉村在这条公路以北，相距十多公里，乘公交车到县城往返需要40-60元。从雪卡乡去林芝地区行署所在地八一镇不到100公里，搭车也容易。但是，村里的人一般不去那么远看病。这里的常见病是水肿、痢疾和肾病，德吉的女儿这几天也染上了痢疾。过去，她曾想把当卫生员的本事教给女儿，可是女儿不愿意学。到现在，村里还是只有她一个会看病，免费为大家服务，因此群众关系特别好。

（根据笔者2003年8月2日的访谈笔录整理）

故事2. 会打针的加参

加参是拉孜县拉孜镇康来村的农民，今年44岁，上过4年小学。1988年，他在县医院接受了2个月的培训就开始担任村里的卫生员，现在每个月从镇政府的会计那里领取30元的津贴。不过，加参并没有给人看病治病的能力，只是会打针。村里人到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看病带回来针剂，他负责免费注射。因此，加参没有药箱，只有一个小小的针盒。

加参个子高大却不健壮，原因是两三年前在马车事故中被撞坏了锁骨和胳膊。为了疗伤，他带着一袋青稞（大约80斤）去了一个温泉。温泉所在地有人会接骨，那地方乘手扶拖拉机就能到达。算上车费、药费、住宿和礼品（砖茶和哈达），加参为接骨一共花费现金100多元。遗憾的是骨头没接好，所以加参至今臂膀活动受限，只能在家干一些轻活。全家使用的现金主要靠弟弟出外打工挣来，家里较重的农活则需要大儿子帮忙。

加参的家是个复合家庭，他是家长或者说是户主。家庭成员总共8人，除了加参兄弟俩和一个妻子，还有他们的姑母、以及4个子女。据加参介绍，他们全家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每人每年缴费15元，全部归入家庭账户；政府给每个人补助10元，都算在集体统筹账户里。加参骨折的时候没有去乡卫生院或是县医院治疗，相当于放弃了报销部分医药费的机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乡卫生院无人能接骨，县医院大夫的接骨名气还不如温泉那个私人大夫。不过，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如果没有去规定医院就诊并得到费用减免，原来的缴费还会给保留在家庭账户上，跨年度依然有效。为了说明这一点，加参还给笔者看了看他家的合作医疗手册，里面记载着家庭账户的现金入账和支出。

（根据笔者2003年8月9日的访谈笔录整理）

故事3. 外出做工的卫生员

江孜县江热乡的帕贵新村是个整体迁移村，原本属于本县龙马乡。由于县里在原来的村址上修水库建电站(即为玛拉电站)，全村80户人家一起迁居此地。电站工程指挥部为此给村里每人5000元建房补偿金，还给修建了村庄基础设施，例如修筑村道、通水通电通电话、盖寺院、建卫生所和村委会办公室，等等。读过6年小学的青年仁吉被选中做村医(卫生员)，在江孜县医院培训了3年。在电站修建期间，指挥部按每天5元的标准给仁吉发工资，总共持续了5年。从2003年开始，电站指挥部许诺给村里的优惠都已兑现，仁吉的工资因此也就停发了。

此间村里的病人实际上也不多，村民有病一般都去乡里和县里看大夫，最多不过是带些药回来找仁吉打针输液。现年21岁的仁吉身强力壮，从村医工作中挣不到多少钱，家里8口人也不缺劳力，于是他干脆将村卫生室一锁，出外修路打工去了。笔者走访仁吉家的时候虽然没有见到他本人，倒是与他那做尼姑的妹妹贵桑交谈甚欢。 贵桑上过3年小学，明眸皓齿、灵秀随和。她在自己15-18岁期间到纳龙乡的一个寺院学经，住在亲戚家，由家里供养。后因母亲患病就回来在家修行，同时照顾母亲和料理家务。母亲白珠是家里唯一的病人，经常咳嗽，身体不舒服，医生说她得了慢性呼吸道疾病。最近4年来，母亲每年的药费大约都在2000元左右，这恰恰也是促使全家参加合作医疗的一个原因。贵桑家每人每年缴纳合作医疗保费20元，2002年她家报销了300多元。

其实，仁吉即使在家，也治不了母亲的病，只是按县医院的处方给她输液而已。贵桑认为，念经可以减轻母亲的病痛感觉。村里人生病都是先去医院，然后在吃药打针的同时请她去念经。贵桑每个月大约被请出去1-2次，多数病人家里会因此付给她5元钱。看来，藏族农牧人家倾向于从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同时治疗疾病，仁吉和贵桑兄妹恰恰分担了这两个方面的健康服务功能。可惜仁吉放弃了行医，空留几间宽敞明亮的卫生室无言地诉说着它们被弃置不用的遗憾。

（根据笔者2003年8月14日的参观和访谈笔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