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宁二 发自四川凉山
披着传统斗篷“察尔瓦”的彝人越来越多了，他们蹲在地上围着火盆安静等待。两辆随后而至的警车开始播放宣传录音，干部的彝语宣讲通过车载喇叭冲破了静寂，海拔2600米的大凉山高原腹地热闹起来。这是中午12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九都乡乡政府大院。
“我的彝山你怎么啦，我的兄弟你怎么啦，在那条回家的路上，有没有看见我的亲人啊……”4个小时后，伴随着彝族吹管乐器马布的凄厉回响，孤苦的沙玛阿普和小孙子惹骞的彝语哀号萦绕在院落的每个角落。
惹骞的父亲木呷由吸毒而贩毒，被抓获判死刑，惹骞的母亲拉西早已弃家出走，而木呷的弟弟木乃刚刚在痛苦中因艾滋病离开人世，几个月前，他还和木呷共用针管注射海洛因。
远山压顶的浓雾越来越低，裹在察尔瓦斗篷里的近千彝人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冬日的乡村呈现出庄严的仪式感。“从此以后，村里人人人平安！从此以后，村里人不再吸食毒品！若是有人以身试规，就像这大公鸡，死得惨凄凄！”激烈的巫舞之后，吉克毕摩呼喊着具有魔力的彝语诅咒，一只大红公鸡被高高举起，手起刀落……
热烈的掌声响起。吉克毕摩、沙玛阿普、木呷、阿西、木乃、惹骞等十几个剧中角色一一鞠躬谢幕，这是一场露天的戏剧演出，10月29日是凉山第一部彝族母语剧《噩梦初醒的山寨》在布拖县31场乡村巡演的普通一场。
民间禁毒
“我的侄儿阿尔子哈，两年前因吸毒，离家出走，不知下落。我想用自己的喊声唤回侄儿。参加乡村艺术团，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家乡禁毒。”《噩梦》中老爷爷沙玛阿普的扮演者，58岁的阿尔拉几来自凉山州昭觉县农村，他同时还是月琴和二胡艺人。
18岁的马海伍果在剧中扮演一位善良的思微阿嬷，在日记中，这位只读过小学的美丽姑娘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们凉山受毒品和艾滋病危害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恨毒品！”
阿尔拉几和马海伍果都是凉山本土NGO、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妇儿中心”)下设乡村艺术团的演员。“身边人演身边事，我们这些来自农村，以前从来没有演过戏的演员能演得这么感人，重要的原因是身边这样的悲惨故事实在太多了！”总导演，四川省彝文学校教师，妇儿中心副主任俄木沙玛同样向记者讲述了不少发生在他身边的毒品故事。
毒品自1990年代始便折磨着大小凉山，大凉山腹地的国家级贫困县昭觉县、美姑县和布拖县是吸毒贩毒的重灾区，三县的彝族人口都占全县总人口的94%以上。凉山彝族拥有近200万人口，是中国彝族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1950年代以前，这里由于交通闭塞，曾大量进行鸦片种植。而1980年代末，由于区位特点和普遍贫困，凉山开始成为金三角、金新月毒品经云南贩运至四川的重要通道。
“90年代初，海洛因就带进了我们村。我读中学时，他们也说，你也来品尝一下，免费啊，这是治病的。我那个家支(即同姓家族)，有个老人家去世，没人杀牛了，年轻小伙子没有了，要么吸毒死了，要么贩毒关在监狱里，要么就是跑到外面当盲流了。”对记者讲述这些话的，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布拖县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
凉山和云南漫长的交界线、绵延的群山和复杂的地形为毒贩提供了天然保护，据布拖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吉力扭尔介绍，2005年，该院审理的贩毒案件就有100多起，而在该县今年9月开展禁毒专项治理行动以来，两个月的时间，便抓获了80余名贩毒分子。
2002年，当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侯远高返回故乡凉山做调研时，这位从美姑县阿牛家支走出来的彝族知识分子被自己看到的一切所震惊了。“面对毒品危害下的彝族群体和社会底层的疾苦，单纯的研究和倡导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的是行动。”联合了一批北京、成都和西昌的彝族文化精英后，2005年3月，侯远高和他的彝族朋友们成立了挂靠在凉山州妇联下面的非政府组织“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中心”，开始展开针对毒品、艾滋病，妇女发展和孤儿救助的社区行动。“过去我们彝族没有能力整合资源，面对毒品面对艾滋病丝毫没有抵抗能力。成立这个NGO，我们当然有自己探索发展道路的想法，有自己的民族性。”
在侯远高成立妇儿中心之前，昭觉、美姑等地彝族人民在毒品侵害背景下的民族自救行动就已然开始。2001年3月昭觉县百姓自发成立了竹核尔古民间禁毒协会。这个以“家支”为纽带成立的民间协会，吸纳了竹核乡和尔古乡所有家支的头人，召开群众大会，杀牛杀猪宰羊，杀鸡喝鸡血酒，举行神圣的毕摩祭祀仪式，歃血为盟，严厉禁毒。
时至今日，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支仍是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组织和构成的重要方式，以家支头人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禁毒协会，依据习惯法制定乡规民约，一方面成立“禁毒巡逻队”打击贩毒，一方面组织吸毒人员就地强制戒毒；同时利用家支力量，帮助族内生活困难的感染者、病人家庭和孤儿。
现在竹核和尔古涉毒率已经控制在5%以下，协会成立前，数字是50%以上。而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凉山州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口仍高达1.3万多人，目前州政府正在全州推广这种由民间社会自发产生的“协会+村支部”的禁毒模式。
像《瘾君子的自白》这样的禁毒歌曲在凉山彝区有数百首之多，至少吉牛日者，这位退伍军人、前乡武装部部长就创作有40多首。彝族拥有丰富的音乐和文学传统，妇儿中心下属的乡村艺术团，正是在村寨自发组织的青少年业余文艺禁毒宣传队基础上成立的。“宣传队的时候，没有资金，我们都是自己从家里背吃的，自编节目四处表演，就是为了宣传禁毒。”吉牛日者曾经带着族人在北京西客站做建筑工，现在他是这个艺术团的副团长。
毕摩、民间艺人、打工返乡的青年人、乡村干部、从丽江归来的流浪歌手，以及汉语还不怎么会讲的农村姑娘，这就是出演《噩梦初醒的山寨》一剧的彝族演员们的真实身份。“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要全心全意地宣传禁毒和预防艾滋病。”54岁的沙玛史体是喜德县人，真正的毕摩。毕摩不但是负责祭祀的祭司，还是彝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精通彝文和经书。现实中的沙玛史体毕摩化身为戏剧中的吉克毕摩，他和其他演员一样，豪不掩饰自己对彝族未来的担忧。
艾滋病危机
“我活这么大还没有听过这种病，我家里也没有这种病遗传，哪里来的哦？”沙玛阿普愁苦地问医生。“听别人说，他们得的是艾滋病。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听过这种病呢，可能是流感？”年迈的思微阿嬷疑惑地说。
这是《噩梦》一剧中的对白，反映彝族人民对艾滋病危害的陌生。“事实上，凉山州已经是中国艾滋病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了。”兼任中央民族大学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侯远高说。
1995年6月28 日，凉山首次从云南遣返的静脉吸毒人员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截至2007年，凉山州累计检测出HIV感染者已超过6000例，然而由于情况复杂，防疫力量不足，这并非普查之后的准确数字。另据专家估计，拥有近200万彝族人口的凉山州实际感染人数不少于2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艾滋病感染者中，彝族占91.54%；15岁至40岁青壮年占96.52%；男性占90.49%；农民占94.4%。
“我们村里面得了艾滋的就有4个，一个是我叔叔。”18岁的马海伍果说。17岁的吉克阿果则说：“我们村里吸毒的人太多，得艾滋病的人也太多了。”还有19岁的曲木阿西：“家里叔叔和爸爸都吸毒，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个叔叔吸毒死了，当时我们说了很多很多遍，他们都不听，只能看着他们死去。”
虽然通过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凉山吸贩毒现象已得到局部控制，但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陆续进入发病死亡期，艾滋病也正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2002年初，昭觉县卫生局防疫站在竹核乡的大温泉及木渣洛两个村随机抽取了1000个血样进行检测，就检测出HIV感染者96人。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等老师的调查，凉山目前检测出来的艾滋病感染者主要分布在经济条件好、交通便利、青少年大多有吸毒经历、人口外流严重的社区，譬如昭觉县竹核乡、四开乡，布拖县的特木里镇，这些乡镇贩毒现象也非常严重。
静脉吸毒共用针具是此地最重要的艾滋病感染途径，潜在的威胁却是性传播。《噩梦》一剧有这样情节——由疾控中心的医生讲解艾滋病预防知识；然而当医生拿出安全套时，现场的观众群中却传出一片笑声，妇女们纷纷低下头去。演出所在的布拖县只有14万人，确诊的HIV感染者就有1300多例，而且还在快速增加。
由于民族传统风俗，未婚的彝族青年多性伴现象比较突出，但在乡村，安全套的使用率又极低。妇儿中心副主任俄木沙玛说：“随着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越来越大，青少年逐渐成为艾滋病的易感群体，致使那些毒品问题并不严重的乡村的疫情发展也很快。”性传播的增加，必然又会伴随母婴途径的出现，那么，HIV将会危及凉山彝族的下一代。事实上，在昭觉县竹核乡和尔古乡，已经发现多起儿童感染艾滋病的案例。
“进入村寨的同伴教育是现在乡村艾滋病预防宣传最有效的方式了。”除政府的宣传活动和乡村艺术团的巡回演出外，一个30人的社区同伴教育团队正活跃在昭觉县竹核乡和尔古乡的12个村寨里，作为妇儿中心下属机构，这些彝族青少年在经过严格培训后，返回自己的村寨向同龄的年轻人讲授艾滋病预防等公共卫生知识。他们为年轻人修建村活动室，每天晚上开展各种文体活动，并逐步开展系统的攀登培训(一种寓教于乐的同伴教育方法)。
自2005年成立以来，妇儿中心通过申请国内外相关机构的资助，已分别在昭觉县竹核片区和美姑县大桥片区成立了工作站，本土NGO的优势使得他们进入彝族村寨没有文化障碍。正像《噩梦》一剧基本使用彝族传统民歌、乐器和舞蹈等形式作为宣传手段，妇儿中心的工作方式主要集中在动员、组织和培训本地彝族青少年，让本土力量承担更多的艾滋病防治、孤儿救助和妇女发展的责任，并从传统资源中寻找新的彝族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和中国其他NGO组织一样，资金的匮乏也制约着他们开展更多直接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行动。
无助的孤儿
当记者在布拖县特木里小学的教室里见到13岁的吉克沙黑时，这个倔强的男孩子一直用数学课本挡住自己的面庞。3年前，吉克沙黑的父亲吸毒死亡，母亲带着他住在一户人家的羊圈里，偶然摔伤之后无钱医治，吉克沙黑的腿严重溃烂。妇儿中心的调查人员发现他们时，吉克沙黑已经恶化为骨结核的伤腿上仅仅裹着一块塑料布。
“我们家支的一个老婆婆，6个儿子都吸毒，死完了，每家留下两三个小孙孙，怎么办啊？”布拖县政法委副书记吉吉英优说。在布拖县，据县妇联和民政局统计，截至2007年，像吉克沙黑这样的单亲孤儿有415人，而父母双亡的孤儿更多达2037人。2452名孤儿占了布拖总人口的2%，他们本是彝族未来的希望。
“毒品和艾滋病最严重的区域也是孤儿比较集中的区域。一半孤儿的家庭和毒品有关系，至于多少是因为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并不清楚，因为缺少监控。”侯远高曾组织北京和西昌几所高校的志愿者在昭觉、美姑和布拖进行过区域性的入户调查，他说，其他一半孤儿的父母或因犯罪被判刑，或因其他疾病而死亡，在贫困的彝族山区，农民往往看不起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