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环境和人口也发生了显著变化。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10%，这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社会。与此同时，劳动力流动性提高，居民膳食和生活习惯改变，环境污染加重。这一切，都使健康风险因素变得日益复杂多样，从而加剧了流行病模式的转变。第一，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肿瘤，等等。第二，一些曾经得到控制的传染性疾病，如性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发病率重又上升。此外，病毒性肝炎呈蔓延趋势。更值得注意的是，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第三，精神疾病患病率持续增加。第四，各种损伤以及由职业危害所导致的急、慢性职业病居高不下（卫生部，2001a ）。
农村人口是遭遇上述疾病风险的主要群体，例如，70－80％的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患者是15－49岁的农村青壮劳力。然而农村恰恰是疾病预防和健康教育的薄弱环节（卫生部，2001b ）。为了保护农村劳动力，中央政府于世纪之交开始发动9亿农民健康教育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本项研究不仅关注农村基层预防服务随流行病模式的转变做出调整的情况，而且试图确认公共支持对预防服务和健康教育覆盖面的影响。以下将首先介绍研究使用的基础数据；其次，通过描述统计说明农户获得公共卫生服务的情况；再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估算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可能性；最后，根据统计结果归纳结论。
一、抽样调查和数据
1993和1998年，卫生部曾分别组织了两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本项研究涉及到的农村宏观层面的卫生筹资、服务供给和利用状况方面的信息，大多引自这两次调查结果和卫生部公布的年度统计。然而卫生服务调查包含的村庄和农户层面上的社会经济信息有限，不足以用来判断农户的社会经济环境对其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因此，作者从农户健康风险管理的角度组织了专题抽样调查。
我们的抽样调查借助于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的社会经济调查系统进行，样本为该调查系统的子样本，涉及6个省34个县。每个调研县一个样本乡，每个乡一个样本村，34个村共包括样本户2505个。调研省中，江苏和广东属于发达地区，吉林和河北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四川和甘肃属于欠发达地区。省内的高、中、低收入地域，分别由1-2个样本县代表。样本乡和村的居民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所属县的中等水平。样本户都是调查系统通过随机抽样方法筛选的长期记账户。自1985年以来，样本村每年都填报社会经济状况调查表。我们得到的村庄和农户社会经济数据，即来自有关这两个层面1999年情况的常规调查表和记账结果。为了本项研究的目的，作者还设计了县、乡、村、户四级专题问卷，随同农业部的常规调查问卷一起发放。经数据清理获得的有效问卷为：县问卷31份，乡问卷32份，村问卷29份，农户问卷2008份，包括7848人。此外，作者还在上海、浙江、山东、安徽、江西、云南和陕西等地组织了一系列个案研究，作为抽样调查的补充。
二、几项重要的预防服务的覆盖面
预防服务（预防科学研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和传染病防治等）的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类似国防一样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故而毫无争议地被视为纯公共产品（Stiglitz，1988），并因此而被归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对公共卫生服务状况的评估没有依赖政府或卫生部门提供的数据，而是基于农户的报告。在农户问卷中，有关公共卫生服务获得状况的问题有5个：其一，“是否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工作人员向您宣传过有关疾病防治和保护健康方面的知识”；其二，“您家是否能喝到清洁水（包括自来水和消毒处理过的水）”；其三，“您家是否参加过‘改造厕所’、‘垃圾处理’和‘修建沼气池’一类的卫生项目”；其四，“您家3岁以下的小孩是在那里出生的”；其五，“您家3岁以下的小孩是否打过防疫针或服过防疫丸药”。在对问题做出回应的样本户中，对第1-3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农户，即算作被这些卫生项目所覆盖。第4-5个问题都设有多种选择答案，小孩在乡卫生院或医院出生的案例都归入“住院分娩”类别；小孩既打过防疫针又服过药丸的情况，被视为完整地参加了儿童免疫项目。
对农户回应的描述统计如表1和表2所示。两个表格分别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的农户获得服务的状况，其中有如下信息值得讨论：首先，在人均年收入低于1000元的贫困户中，这几项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均低于非贫困组。这表明，贫困人口面对健康风险处于最为脆弱的地位。其次，儿童免疫在所有公共卫生项目中覆盖率最高，即使是在欠发达地区或贫困户当中，获得免疫服务的儿童也达到了96%以上。这与10年前农村儿童免疫率徘徊在85%左右的情形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再次，住院分娩率在江苏已经接近94%，但在大多数省份或收入组，这个比率还不足77%.与儿童免疫项目由政府免费提供疫苗不同，产妇分娩的费用全部由农民家庭自掏腰包。因此严格说来，目前农村的住院分娩服务实际上还算不上公共卫生项目。只不过卫生机构以消费者预付形式推行孕产妇保健计划，提供整套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住院分娩”才被视为这些公共干预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根据作者在云南、四川和陕西等地的贫困县所做的个案调查，促使产妇在家分娩的原因，主要是交通不便、住院费用较高（一般相当于当地农民家庭年人均现金收入）和传统习惯所致。
至于饮水设施和农户卫生设施改造项目，一般都能够体现政府或村委会通过改善生活条件来预防疾病的意图和努力。近20年来，农村安全饮水项目一直包含在中央政府的扶贫计划中，主要在贫困地区实施。在非贫困地区，多半由村委会投资或组织农户参与修建安全饮水设施。在表2的统计中，江苏农户的安全饮水覆盖率低于我们的预期，这可能与当地农户只把自来水而不把压水井和水井供水视为安全饮水有关。农户的厕所改造，常常是在新建房屋时自行解决。沼气池项目虽然有改善环境卫生的作用，但主要是在那些养殖业发达而且能源缺乏的地区修建，它原本就不属于普及性的公共卫生项目。有关农村垃圾处理的事务，在各地都还没有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充分注意。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卫生设施改造项目在绝大多数调研省和收入组的农户覆盖率都达不到50%.在这几种卫生服务中覆盖率最低的是健康教育，仅为37.6%.这表明，农村基层预防服务尚未适应流行病模式的转变。
表1a、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b ：样本户按1999年人均纯收入分组
a ：本文未注明数据来源的表格，出处皆为作者的抽样调查。
b ：各单项公共服务的覆盖率=获得服务的户数/有效样本数*100%
c ：这里的有效样本是指那些对问题做出回答的农户。
d ：回答有关住院分娩和儿童免疫问题的农户只限于那些有3岁以下儿童的家庭。
表2a 、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率：样本户按所属省份分组
a ：除分组方式外，表2的统计方法与表1相同。
b ：“-”表示没有可供使用的数据。
三、影响健康知识传递到户的因素
健康教育与儿童免疫和产妇住院分娩这一类医疗型预防措施不同，它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影响乃至改变个人行为，减少健康风险因素，因此属于非医疗型预防项目（Phelps，1978）。健康教育的这种特性，使它能够在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肝炎、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由于这些疾病给患者家庭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负担极为沉重，故而健康教育的作用不仅在于降低家庭风险，而且还能防范公共风险，这就赋予它以低成本高效益的特点。
健康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注意到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的正相关关系，并对此做出诸多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生交流，从而能主动寻求健康信息（Fuchs ，2000；Grossman，1999）。在中国农村多数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文盲比例依然较高的情况下，如果预期或等待人们去主动搜寻和学习健康知识，就会错过预防当代流行病的有利时机。因此，以健康教育的形式把疾病预防知识和信息传递给农民家庭特别是贫困人口，可以说是当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中的一项最佳选择。
